柏拉图曾提出过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看似十分幼稚无聊的问题，又有几人能回答明白呢？其中第二问直接决定了三问的答案。
我从父母和社会中来，我是父母的孩子，社会培养的人，我要到她们期望的地方去。
那自我呢？每天与这些人和事打交道，我想和自己待一会儿。
人生总是被动的，我们从出生起就被期待着，被培养着，被定义着，被祝福着，一切都仿佛是被设计好的程序。
人又是富有主动性的，我们想要生存，想要生活，想要生长，想要活出自我创造自己的多彩人生。
当我们内心的积极主动性与社会等客观条件给予我们的被动共同存在时，矛盾便会不可控地显现出来，我们无法挣脱社会的束缚，生命便在喧嚣中流淌。我们要自我实现，同时又必须满足家庭的预期和社会的要求，我们自我实现的愿望就带上了沉重的镣铐。我们或许会成为父母的宠儿和社会的栋梁，但我们却成了自己的囚徒，我们就像一只渴望绝对自由，妄想无拘无束翱翔于天际的风筝，却总是逃不脱地上蹒跚奔跑的父母手中的线，也永远离不开来自社会的清风给予的托付。
纪伯伦曾说过：“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而是生命的渴望所诞生的产物。”纪伯伦，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却不能按照这个句式仿写成：“我的父母，其实不是我的父母，而是我出于生命的渴望而来到世间的工具。”那就是丧尽天良了，可事实上我们确实有想挣脱父母的束缚。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可是真的被千夫所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你，还能好好走路吗？要知道这世上本没有路，我们所走的路都是社会经过千凿万砍建出来的，走着别人一点一点踏出来的路，又不按照别人的要求，真的能心安理得吗？
这样一来，生命简直成了一场巨大的“欺骗”，欺骗的是自己，满足的是外界的期待，难道活着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困境，要活出自己就意味着必须背叛？看上去好像确实如此。林冲“背叛”收留他的王伦，才有了彻底的起义反抗；毛泽东“背叛”了父亲为其设计的小地主的道路，才有了后来在其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钱学森“背叛”了美国的优越条件，才有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这些传统眼光中的“背叛者”，并不是反面形象，因为他们努力地活过，为了解除身上背负的“恩情”––同时附加了一种有违生命本身意愿的过度期待，他们不得不做最绝情者，以断绝情义来获得解放，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理解他们，但后代，却一直在歌颂他们。其实，我们歌颂的只不过是我们怯懦的自我抑制，不敢任其生长的自我实现的小火苗，而这却在他们的原野里蓬勃旺盛的疯长着。
当我们说出“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时候，其中其实隐藏着多少的悲壮；当我们说出“我甘愿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的时候，这里面又有多少自我矮化、自我工具化的悲凉；“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听起来却是那样让人伤感，为什么我们只能和烟火一样，以消失来获得美丽，以死亡来成就自我呢？
愿生我养我的父母啊，愿育我助我的世界啊，如果你爱我，请让我和我自己待一会，须臾片刻也罢。